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社科专家述论红色精神百年史（摘选）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0期刊发丁德科教授、王昌民研究员撰写的《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全文共七部分，约4.3万字。本网择要刊发。

（一）红色精神的要素与结构

1．人的精神性及其构成

精神是什么？在《辞海》中，“精神”一词有五项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运动和一样平常生理状况；二是指神态、心神的集中与指向程度；三是指精力、活力；四是指神采、韵味和做人的基本立足点；五是指宗旨、内容的实质、重要的意义。红色精神一样平常是取第一、三、四、五项释义。

在人类历史上，对人性的熟悉是赓续扩展的。最早是从人的天然属性熟悉人的本质。从文艺中兴到德国古典哲学，开始从人的精神属性熟悉人的本质。到马克思的时候，是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来熟悉人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看到了人的能动性、自立性、选择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周全发展的观点，内在地包含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和完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必要包括人们对知识的寻求、对情感的渴望、对道德的必要、对美的必要、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对理想信奉的探索，等等。人的精神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从“类”的层面看，人的精神重要体现为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人类精神世界，如科学、艺术、文化、哲学等。二是从整体的层面看，人的精神生活，不是纯粹的小我生活，总有肯定的归属。“精神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整体之间的交往。”三是从个体的层面看，个体独特的精神世界如理想、信心、意识、伶俐、审美、个性、生理情绪、思维体例、价值观念等。罗素将小我精神分为认知的、情感的、意志的三个方面。

2．人的精神生活的整体性和整体精神

所谓人的精神生活的整体性是指“人们总是根据肯定整体价值标准将自身的精神信心与一个响应的社会集团连接起来，从而修建成维护整体利益的精神信心”。

一个整体的生存，必要靠共同的价值维系整体的利益，这就是整体精神。我们通常说的民族精神、国家精神、集体精神都是指整体精神。红色精神就是整体精神。当然，在红色精神中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张思德精神和白求恩精神，这只不过是以小我的名字命名而已，其实照旧指整体精神，是抽象化、符号化的整体精神。当然也有小我的精神境界、自力人格、高尚品德、顽强意志、积极情感。谁能说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不能代表共产党人的精神呢？

3．红色精神的要素和结构

（1）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辈性要素。理想、信心、宗旨、人生观、世界观、道德人格，表达整体中人对美好将来的憧憬与寻求，表达对人与天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根本看法。如“坚定理想”“坚定信心”“矢志不移”“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心”“为崇高革命理想自发献身的精神”等表达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心的坚守；“立党为公”“爱国为民”“克己奉公、同心专心为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都体现了党的宗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快乐奋斗”“分外能奉献”“舍生忘死”等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人格和精神面貌。

（2）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共享的价值观念、道德责任、积极情感、科学态度，表达整体作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寻求。如“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连合”“民主、连合”“连合协作”等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寻求，“爱党爱军”“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岗敬业”“亲民爱民”“热爱祖国”等表达了共产党人的积极情感。

（3）指向主体精神活力的能动性要素。主体意识、思维体例、思想作风、道德意志，表达整体在实践运动中处理各种关系的体例方法和主观努力程度。“敢为人先”“敢闯新路”“艰苦创业”“迎难而上”“勇于登攀”“不怕困难、坚强拼搏”“分外能吃苦、分外能战斗、分外能攻关”“不畏艰险”等是共产党人主体意识和道德意志的表现；实事求是、独立更生、艰苦奋斗、“三老四严”“务实求真”“科学求实”“尊重科学”都表达了共产党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思维体例。

“红色精神”的结构是由其要素组成的。从“红色精神”形成的历史考察，从红色精神的主体和提炼红色精神的主体的逻辑分析，可以有不同的结构。红色精神的基本结构是：主体的理想＋主体的信心＋主体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主体的作风＋主体的实践风格。

4．红色精神的结构特征分析

（1）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有三种：一是中国共产党中间的理论与实践是形成红色精神的主体。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二是党的部分向导人和红色区域，或者是党和军队的部分成员作为红色精神的主体。如“百色精神”“渭华照金精神”“沂蒙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北大荒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三是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为主体，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从“红色精神”的发展历史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激发，“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渐渐地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使“红色”内涵有所扩大，“红色精神”的内涵也有所扩大，融合了创新的时代精神，因而与民族精神的内涵接近。

（2）“红色精神”概括的主体。“红色精神”的主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党的重要向导人提出来或偏重强调概括的，如“红船精神”（习近平）、“井冈山精神”（胡锦涛）、“苏区精神”（习近平）、“长征精神”（胡锦涛）、“延安精神”（毛泽东）、“西柏坡精神”（毛泽东）、“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大庆精神”（毛泽东）、“红旗渠精神”（周恩来、习仲勋、胡锦涛）、“焦裕禄精神”（习近平）、“雷锋精神”（毛泽东）、“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载人航天精神”（胡锦涛）、“九八抗洪精神”（江泽民）、“抗震救灾精神”（胡锦涛）。一种是由学者根据党的历史研究提出来的，如“百色精神”“渭华照金精神”“沂蒙精神”“北大荒精神”。

（3）“红色精神”形成的基本逻辑。“红色精神”形成的需要条件一是理想信心的方向性指引，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引导，重要是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寄托群众”的政治路线。“红色精神”形成的充分条件：一是“立党为公”“在朝为民”“无私奉献”的宗旨；二是“民主”“连合”“自力自立”“协作”“顾全大局”“创新”“创业”“尊重科学”“勇于登攀”的共同价值寻求；三是“独立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谦虚郑重”“严守纪律”“清正廉洁”“敢为人先”“敢闯新路”“快乐奋斗”的作风；四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军”“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感。

在20种“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心的内涵有所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心是“颠覆三座大山”，“争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心是“国家强盛”“民族中兴”“人民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心”的语言表达随形势而转变。在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的时候，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党和红军处境艰难困苦的时期，“理想信心”的紧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红色精神”在语言表达上强调“坚定理想信心”。如“红船精神”中“坚定理想”，“井冈山精神”中“矢志不移”，“苏区精神”“百色精神”中“坚定信心”，“长征精神”中“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心”。在一些红色精神中表现为“爱国”“为民”，如“渭华照金精神”的“爱国为民”。当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大党的时候，“理想信心”虽在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但在语言的表达上就不那么明显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心”的内涵发生多样性转变，但仍以“爱国主义”“爱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四种表达情势为主。

有些“红色精神”中没有“理想信心”的语言表达，并不透露表现“理想信心”不紧张了，而是表达体例不同。在“红色精神”形成的历史事实中，“理想信心”发挥着方向性、目标性的引领作用；在“红色精神”形成的思维逻辑中“理想信心”仍然支配着实践主体的政治立场、政治憬悟、思想境界，仍然是其立足点、出发点。

（4）“红色精神”的逻辑演进。“红色精神”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演进中贯穿了四条基本逻辑主线：一是科学的信奉即共产主义理想信心。坚定信心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要排除万难，就要紧密连合，顾全大局，协作共事。二是科学的路径选择。路径选择既涉及政治路线，也涉及思想路线，还涉及战略策略题目。路径选择就是首先要解决立场题目，即坚持立党为公的宗旨。立党为公就是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就要拿起指斥和自我指斥的武器，增强组织成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其次要解决寄托力量题目，即科学的路径选摘要寄托群众的创造伶俐，要走群众路线。要了解群众的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连合大多数，形成壮大的凝聚力。再其次是要解决理念引领题目，即要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为旌旗，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贯穿着在民族存亡中救国救民的意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贯穿着“国家富强，民族中兴，人民幸福”的意识。三是辩证的思维品质。辨证的思维品质首先必须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统统从现实出发，不信仰权威，不信仰教条，破除迷信，坚持理论联系现实的作风。辩证的思维品质要以寻求真理的精神，看重调查研究，熟悉和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及时地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四是进取创新的风格特色。一方面体现为敢为人先的胆略。这是对“敢闯新路”的继续。敢为人先就是要自力自立、独立更生、艰苦奋斗，另一方面体现为快乐奋斗，坚持创新创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创新创业，要尊重科学，勇于登攀科学岑岭，勇于文化创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沉淀为思想养料，给后人以伶俐启迪，沉淀为良好文化传统，为后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如“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就为“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所继续；“延安精神”中“指斥与自我指斥”的作风至今都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又如“井冈山精神”中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其他“红色精神”所继续，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所继续。

（二）“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红色精神”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二十种“红色精神”都有以下特性：一是都以“理想信心”为方向性的引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二是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三是都以民主、连合、科学、创新、爱国、奉献为共同价值寻求；四是都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原则。这些特性都吻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都吻合中国的国情，吻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必要，都传承了中华民族良好文化传统。因此，其精神实质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说“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于“红色精神”在历史形成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文化养料。例如，毛泽东同道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把重要精力放在了工人活动上。后来经过对湖南农夫活动的考察后，他改变了本身的看法，从中国历史上的农夫革命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认为农夫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缘故原由是取得广大农夫的支撑，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井冈山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思想和“敢闯新路”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又如，毛泽东同道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内工人阶级人数少、文化程度低和农夫占绝大多数的情况分析，首先提出了思想建党题目，认为思想建党的方法就是理论学习。他要求共产党员研究马列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活动的情况和趋势。他深刻地指出：“引导一个巨大的革命活动的政党，假如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现实活动的深刻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道把理论联系现实、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斥与自我指斥这三大作风视为思想建党的原则。关于指斥和自我指斥的需要性、态度和方法，他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言来诠释，他从中国古代儒家修身的文化传统中探求伶俐。

在延安，毛泽东同道从思想、文化、军事、党的建设多个方面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创新性的转化，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道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既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借鉴的，又是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来的。毛泽东同道认为，从现实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出发，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现实出发，就是要“靠中国同道了解中国情况”，自力自立，把我们的方针“放在本身力量的基点上”，寄托本身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正如我们前边所说，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延安精神”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自立，这就从多个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精神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说“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于“红色精神”是以共产主义的思想系统引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辈性的实践情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邓小平同道在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系统引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束缚共产党员和先辈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赞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小我听从组织’，‘为国损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确实，像“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等都是好汉模范人物对“红色精神”的创造，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模范实践。同样，在“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九八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中，都表现着特定群体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精神风貌，以及群体好汉事迹、高尚人格、朴实作风、科学态度、集体伶俐、奉献精神、道德观念，这些都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模范实践。（通信员 王振文）